1931年仲夏，一支规模仅三万人的红军，在中国腹地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围剿。国民党最高指挥官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，调集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，总兵力高达三十万人，这支拥有英、日、德军事顾问指导，并配属数十架飞机支援的庞大部队，企图以“长驱直入”之势，将红军压制至赣江边一举歼灭。
然而，最终历史书写的结果却出人意料：红军五战五捷，蒋介石本人也沮丧地承认，他手下“三十万兵，打不过他们三万兵”。这场看似力量悬殊的对决，其背后蕴藏的，正是红军领导层卓越的战略智慧、深植人民的强大力量，以及创新性的政治攻势。
绝地求生，千里转进
国民党大军压境时，红军的处境无疑是严峻的。他们刚结束第二次反“围剿”的鏖战，疲惫的部队未能充分休整，而且兵力分散在赣东、闽西等地，远离核心根据地。面对敌人的锋芒，红军方面军总前委与毛泽东同志果断确立了“避敌主力，打敌虚弱”的方针，并决定采用“磨盘战术”，核心思想是绕到敌人背后，捣毁其后方。
为此，红军主力启动了一场长达千里的大规模战略转移。部队从闽西出发，沿着崎岖的山岭小道急行军，向着赣南兴国地区集结。七月正值酷暑，战士们背负沉重行装，烈日下汗流浃背。脚下的石板路被晒得滚烫，青黄不接的时节又加剧了粮食的困难，有时甚至只能靠稀饭充饥。中暑、疟疾、痢疾等病症使得收容队不断扩大。
然而，艰难困苦丝毫未能动摇这支队伍的意志。亲身经历过前两次反“围剿”的指战员们深谙一个道理：胜利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和脚程。
部队中广为流传的“胜利在脚”、“走路出胜利”口号，正是这种信念的生动写照。战士们自觉忍受着一切，汗水浸透衣衫就拧干，草鞋磨破就包上破布或光脚前行。行军途中，政治讨论与文化学习并行不辍，道旁的树干和山石上随处可见鼓舞士气的标语。
文艺战士们和宣传员在难行之处唱歌、喊口号，激发着行进的队伍。即便只有短暂休息，士兵委员会的骨干也会组织小型演出和歌唱比赛，山谷间歌声笑语此起彼伏，疲劳与酷热仿佛都被抛诸脑后。
智计穿插，逆转乾坤
抵达兴国时，当地群众的热情迎接让红军将士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儿童团的“打扇队”围拢过来，边唱山歌边为战士们扇风；老人、妇女们带着鸡蛋和草鞋慰问部队；洗衣队主动搜集脏衣洗补；赤卫队则忙着布设哨兵，担架队和向导队伍也已准备妥当。这种无私的支持，成为红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条件。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红军在兴国集结的计划被敌军侦知。国民党罗卓英、陈诚等部主力逼近富田、固陂，而红军当时西临赣江，东、南、北三面受敌，整个根据地仅剩高兴圩及其附近几十平方里没有被敌人占领。八月五日一整天，近三万红军主力集结于此，敌机轰炸扫射不断，形势岌岌可危。
黄昏时分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夜行军开始了。三万大军在总前委和毛泽东、朱德、叶剑英等领导亲自带领下，偃旗息鼓，严格遵守行军纪律，沿着小河沟蜿蜒西进，从敌蒋光鼐、蔡廷锴、韩德勤与陈诚、罗卓英两支纵队相距不足二十华里的狭小空隙中穿插。
战士们将所有会发光、反光或发出声响的物品都伪装或包好，行军中不准讲话、咳嗽，前后联络仅凭左臂的白毛布识别，分岔路口设标兵。黑暗中，行军队伍寂静无声，只有脚步的沙沙声。次日天亮，部队在茂密的丛林中分散荫蔽，敌机侦察一无所获。正是这种高度自觉的纪律性，使得红军得以突破重围，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
政治攻心，不战而屈
突破包围后，红军立即转向东北方向的莲塘，对中路敌军上官云相部第四十七、五十四师发起总攻。八月六日拂晓前，红军前卫连秘密摸上山头，一举击溃敌军夺取高地。总攻打响时，毛泽东同志那洪亮有力的声音亲自在前线鼓动，极大地激励了士气。
上官云相的部队不惯山地夜战，在我军四面八方猛烈攻击下大部被歼，活捉了敌师长刘春荣等。此役虽然红一师李实行师长不幸牺牲，但缴获了无线电台两部，重创敌军。
在莲塘一役告捷后，红军乘胜追击。红一、红三军团协同向良村进发，围歼了敌五十四师郝梦龄部，俘敌八千余人。有趣的是，敌机竟对被围的俘虏进行轰炸扫射，这反而激起了俘虏们对蒋介石的愤恨，纷纷表示要加入红军。
此后，红军继续东进，于八月十二日中午攻打宁都县境的黄陂，全歼敌第八师毛炳文部。此次战斗，红军采取了兵力、炮火、军号“三集中”的打法，仅用一个多钟头就取得了全胜，俘敌四千余人。
这几次战斗不仅展示了红军的军事实力，更体现了其政治攻势的巨大威力。红军对俘虏的宽待政策，早已在国民党军中产生了广泛影响。许多敌兵一被包围就高举枪支喊“缴枪”，甚至有俘虏表示这是第三次缴枪，前两次还领了路费。不少俘虏选择加入红军，他们撕掉国民党军帽徽，调转枪口，立刻投入战斗。
说到政治攻势的运用，开国上将李志民将军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1931年第三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他担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。在攻打会昌城久攻不下时，李志民采取了政治攻势。他挑选声音洪亮的战士，用大喇叭朗读劝降文章，直击贫苦士兵内心，成功瓦解敌军斗志。随后，他带领突击队攻城，仅用两小时便攻克会昌。毛泽东后来称赞此役是“攻城战斗典范之一”，将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坚完美结合。
李志民将军的政治攻势艺术并非孤例。在后来的西征战役中，他率军进发李旺堡，面对马鸿宾的骑兵团，他再次展现了“上兵伐谋”的智慧。李志民深知马鸿宾与蒋介石的矛盾，以及李旺堡群众的抗日热情，他撰写了大量抗日救国文章，利用风筝和孔明灯将这些宣传品散发到城中。持续一周后，城内军民自发要求抗日，声势浩大，马鸿宾被迫连夜撤兵，李志民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李旺堡。
更有甚者，在随后与东北军王以哲部的遭遇中，李志民凭借对王以哲爱国情怀的了解，主动致信呼吁联合抗日。两军约定互不进攻，甚至每隔几日便向天空放枪，互相扯嗓子叫杀，蒙蔽国民党督战官员。最终，王以哲部撤兵，为红军让开道路，东北军战士留下“红军兄弟，抗日前线再见！”的标语。这些事件充分证明了李志民将军超凡的政治智慧，使得红军能以真诚和策略化解潜在的冲突。
血战高兴圩，战略再反转
在莲塘、良村、黄陂三战三捷之后，红军主力突然接到命令，将打扫战场工作交给地方武装，连夜转移。因为敌军终于察觉红军去向，庞大密集的国民党主力正以大包围姿态向红军逼近。
总前委决定，除红十二军（欠三十五师）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移动，牵制敌人外，全军主力西进，再次进行荫蔽行军以突出重围。这次西进意味着要与迎面而来的敌蒋光鼐、蔡廷锴、韩德勤纵队和陈诚、罗卓英纵队，共二十万大军进行对面穿插，而两军相距不过二十华里，使得所有人心里都捏了把汗。
八月十六日晚，又是一次堪称神奇的夜行军，部队沿着小河沟在尖岭脑大山丛中蜿蜒西进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叶剑英等领导再次亲自拿着指南针走在队伍前列，披荆斩棘，带领部队前进。最终，红军成功突出重围，来到兴国境内的枫边、白石一线休整。
当红军主力在兴国休整了半个多月时，红十二军则按照指示，浩浩荡荡地向东北挺进，故意拉开距离，红旗招展，人喊马嘶，并有意在岔路口书写路标、留言和番号，以迷惑敌人。愚蠢的敌人果然误以为咬住了红军主力，紧追不舍，却屡屡扑空，在根据地里疲于奔命，粮草匮乏。缴获的文件显示，敌将领哀叹“肥的拖瘦，瘦的拖死”、“剿匪是无期徒刑”。
红军在充分休整，兵强马壮之后，于九月七日开始向北逃跑的敌人展开追击。其中，我红三军团插向高兴圩以西，向蔡廷锴部毛维寿旅发起攻击。高兴圩的战斗，是文章A叙述者所在的红七团在第三次反“围剿”中经历的最激烈的一役。红七团作为前卫，攻击高兴圩西面的一个山头。敌人的装备精良，炮火猛烈，尤其自动火力强大，又占据有利地形。
拂晓攻击开始，红七团冲上山，便遭遇敌机枪密集的火力网，松林几乎被打成白蜡林。战斗打成了对峙，军团政委滕代远亲自增援负伤，彭德怀军团长甚至亲临距敌阵地仅三四十米的第一线指挥，给予敌人重创。尽管如此，敌军火力绵密，红军难以全歼。最终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“能吃掉就吃，吃不掉就放他走”的原则，放走了敌人。这场血战，红七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七八百人的部队仅剩三四百人，团长龙昌汉负伤，红四师代理师长邹平牺牲。
结语：理论铸魂，影响深远
尽管高兴圩一战代价高昂，但红军紧接着继续追击敌人。九月十五日凌晨，红三军团等部队在东固山的方石岭附近，赶上了敌五十二师韩德勤部和蒋鼎文残部，发起突袭，几个小时内全歼敌五千余人。虽然敌师长韩德勤化装成伙夫逃脱，但这标志着历时两个多月的第三次反“围剿”战役的胜利结束。
红军在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指挥下，在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援下，以神奇的行动穿梭于十倍于己的强敌之间，英勇顽强、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，五次寻战，五战皆捷。此次战役共俘虏敌旅长以下二万余人，毙伤敌一万余名，缴获轻机枪、步枪两万余支。
通过第一、二、三次反“围剿”斗争的磨砺，幼小的红军经受了锻炼，积累了经验，提高了作战能力，在战斗中成长壮大。毛泽东、朱德等无产阶级军事家正是在不断总结这些丰富经验的基础上，逐步形成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，“十六字诀”和“诱敌深入”方针的成功运用，使得“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”至此形成。这些原则经过战争实践检验，逐渐深入军心民心，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。
这场胜利，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，更是人民战争思想的初步成熟。它深刻地影响了李志民这样一代将领，他们将毛泽东思想视为指引方向的光芒。李志民将军一生紧密追随毛泽东，无论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创办军政学校，还是在解放战争中身经百战，甚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志愿军政治处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，他都将政治工作与军事指挥融会贯通。
他晚年撰写回忆录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敬爱与想念，甚至在毛主席逝世时，他悲痛欲绝几近昏厥。李志民将军的一生，正是人民战争思想从实践到理论，再到塑造杰出将领的生动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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